名称：残像：60年代的回响
时间：至2030年
地点：旧金山当代艺术博物馆
引言
像残留影像一样，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潮流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的意识。这十年充满了希望和失落，见证了社会、政治和技术迅猛的变革。日常生活中充斥着不断涌现的新消费品、广告和名人文化形象，以及对越南战争和民权运动以及反战示威的广泛报道。波普艺术家通过将媒体影像和新的商业生产方式融入他们的作品中，消解了“高”和“低”文化之间的分界线。在同一时期，许多艺术家运用观念和极简策略，借助工业材料和连续重复的形式，对社会结构和艺术生产方法提出质疑。
© Richard Huang这个主题展览展示了费舍尔和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藏品，探讨了60年代创新的艺术手法产生的重大影响。展览开篇探讨了艺术家如何处理名人文化、审视媒体对战争和冲突的表现、反思个人和公众的哀悼形式，以及对社会结构的挑战。随后的展厅探讨了其他艺术家如何审视和操纵基本的艺术形式和材料，创作具有社会和政治内容的作品，使用简化和序列化的形式以及非传统的艺术材料来挑战价值、作者和身份的观念。这些艺术家共同展示了对60年代出现的关键问题和思想的持续共鸣。
名人、自我和文化
在60年代，媒体和广告形象在流行文化中广泛传播，塑造和影响了人们如何看待自己与影像泛滥的环境的关系。借鉴商业领域的策略，波普艺术家从好莱坞电影、广告、新闻头条、消费品和流行音乐中获得灵感，创作了永恒的时代肖像。后来的艺术家们借用和批判这些模式，并复制了大规模影像制作和分发的技术，揭示了影像在身份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
这个展厅中的艺术品重构了熟悉的人物和产品的形象，分解和重组它们的意义。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采用丝网印刷的照相制版工艺来强调重复并捕捉银幕的电影感。
© Richard Huang《Dolly Parton, Andy Warhol, 1985》画作以美国乡村音乐歌手Dolly Parton为主题。采用丝网印刷技术制作，使用了几个明亮的颜色，特别是粉红色，以突出Parton的特征，她那饱满的发型和独特的服装，以及她在音乐界和文化领域的影响力。这幅画作是沃霍尔在80年代末期创建的“名人”系列中的一部分。
© Richard Huang《三倍的猫王 [费鲁斯风格]，安迪·沃霍尔，1963》沃霍尔早期深受名人、名望和魅力的吸引，并为好莱坞所着迷。，他制作了许多描绘电影明星的喷漆银色画布作品，其中包括1963年一组基于1960年西部片《烈火青春》中猫王的宣传照片的作品。这些作品展示了猫王以牛仔形象摆姿势的特写照片，机智地重新演绎了好莱坞所塑造的流行男性理想。沃霍尔在不同时间间隔和不同的印刷密度下丝网印刷这些作品，人物形象有时重叠，有时分离，或融合，形成了沃霍尔所称的“跳跃效应”，使人物栩栩如生，并赋予构图电影般的感觉。
© Richard Huang《布里吉德·波尔克，格哈德·里希特，1971年》这是里希特为布里吉德·柏林（又称布里吉德·波尔克）创作的众多肖像之一。布里吉德是一位美国艺术家，经常与安迪·沃霍尔合作。她经常携带拍立得相机，并使用计时器在整个一天中捕捉自己的瞬间。里希特根据1970年布里吉德·来德国举办个人展览期间拍摄的许多拍立得照片之一来创作这幅画，采用了原始照片略微模糊和柔和的色调对其进行了绘画。里希特试图在画中捕捉布里吉德充满活力的个性和快照的瞬间性和亲密性氛围，并在1972年描述道：“我不想模仿一张照片，我想制作一张照片。”
卡迪·诺兰 (Cady Noland)通过放大小报页面，突显公众对名人和其生活的快速消费。
© Richard Huang《眼睛被切掉的询问者页面，卡迪·诺兰，1990》
伊丽莎白·佩顿(Elizabeth Peyton)和杰斯(Jess)使用广泛传播的流行歌星照片来捕捉名人文化的光环。
© Richard Huang《利亚姆和诺埃尔，伊丽莎白·佩顿，1997》
© Richard Huang《图4 — 少之又少……：翻译系列 #15，杰斯，1967》这幅画属于杰斯的“翻译”系列。他对流行文化很着迷，喜欢收集杂志剪报、贺卡和像这个泡泡糖卡片一样的物品。原始图像非常小，但杰斯扩大并修改了它，以制作这幅画。他复制了他的源图像——披头士的一个泡泡糖卡片——包括海水中微小的涟漪和约翰·列侬的个人签名等每个细节。有趣的是，杰斯没有遵守使用颜色的逻辑方式。这里的披头士看起来像是奇幻生物或奇幻存在。在右上角，杰斯提到了爱德华·利尔19世纪童谣《混乱者》。这就是为什么他选择颜色来反映诗歌中的句子。
皮埃尔·休赫(Pierre Huyghe)和白南准(Nam June Paik)通过对经典电影和流行歌曲的现场演绎，重新想象了我们与电影和电视的关系。
短片：韩国艺术家白南准被称为“视频艺术之父”。他曾留学德国研究音乐史，在那里他遇见了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约翰·凯奇，由此结识了马塞尔·杜尚，这对他后来的艺术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他醉心于科技，曾发表题为《无纸化社会的延伸教育》的论文。早在互联网时代之前，他就曾预测“技术将时人们得以进行即时交流”。他率先将电视与视频运用到艺术创作中，电视技术和信息传播是他艺术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
玛丽莲·明特(Marilyn Minter)的写实油画巧妙地揭示了魅力的乐趣和危险。总的来说，这些作品重新构想了塑造我们当代景观的规范和惯例。
采访玛丽莲·明特的短片
媒体和冲突
越南战争被称为“客厅战争”，因为它是第一个被电视报道的海外冲突，每晚把战场带入千家万户。因此，媒体报道在塑造公众对越战的看法方面发挥了前所未有的作用。在60年代，许多经历过二战以及冷战的艺术家开始探索日益明显的军事冲突及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后来的艺术家仍继续探讨战时图像的创作和消费，以及这些历史至今仍然存在的影响。
这个展厅汇集了那些运用传统的军事权力象征、大众媒体对战争的表现以及这些历史的物质遗迹。一张描绘美国G.l.在火线下的漫画图像成为罗伊·李奇登斯坦 (Roy Lichtenstein) 的灵感来源。
关于罗伊·李奇登斯坦的短片
而维哈·塞尔明斯 (Vija Celmins) 则根据一张发现的二战轰炸机照片创作了一幅绘画，这幅图像充满了艺术家童年的记忆。
© Richard Huang《维哈·塞尔明斯，悬浮的飞机，1966》维哈在一个德国家庭长大。 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难民流离失所，先是住在拉脱维亚，然后最终定居在美国中西部。 她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完成研究生学业后画了这架飞机。 尽管它是多年后完成的，但它清楚地反映了当时非常个人化和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蒂莫西·华盛顿 (Timothy Washington) 和傅丹 (Danh Vo) 重塑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物品——华盛顿的选秀卡和肯尼迪白宫的一把椅子——来讲述战争对个人的影响。
© Richard Huang《20批次。两把肯尼迪政府内阁会议室椅子，傅丹，2013》在他的挪用、解构和重构实践中，傅丹认为日常物品是见证个人和全球重要故事的证人。他借鉴了现成品的传统，重新定位这些物品，参考他作为越南移民的个人历史和殖民主义、资本主义、流离失所和移民的跨国遗产。
在这件作品中，傅丹呈现了两张椅子的碎片，这些椅子在肯尼迪政府时期装饰了白宫内阁房间。这些椅子曾被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拥有，并由傅丹在麦克纳马拉的财产拍卖中收购。麦克纳马拉曾在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政府中任职，对美国参与越南战争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傅丹剥离了椅子的皮革鞋面和内衬，使它们无法使用和无法辨认。结果的碎片剥离了任何可识别的意义，引发了关于历史真相的主观性和集体记忆侵蚀的问题。
面对后来的冲突，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继续他早期对波普策略的研究，通过改变海湾战争的电视图像来夸大媒介效果，以加深家庭观众和描绘主题之间的距离。
© Richard Huang《战争游戏，理查德·汉密尔顿，1992》
失落和缅怀
在60年代，新闻报道中充满了十年间悲剧的图片，这些图片构成了公众想象中的深刻损失，从约翰·F·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的暗杀到越南战争中不断增加的伤亡。自那以后的几十年，艺术家们面对的是流行文化如何纪念和哀悼公共和私人死亡的方式，强调我们选择纪念谁以及如何纪念的重要性。这个展厅的艺术品回顾了特定事件以及表达纪念的形式和对象，展现了纪念形式对历史和个人与集体哀悼的方式的影响。
某些作品探索了深入美国意识中的时刻，比如安迪·沃霍尔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三联画，它取材于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媒体报道。
© Richard Huang《杰奎琳三联画，安迪·沃霍尔，1964》在1963年11月22日约翰·F·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的几周后，沃霍尔开始收集有关该事件及其后果的新闻报道，重点关注肯尼迪总统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的形象。截取她面部的特写，沃霍尔创作了一系列丝网印刷画作，通过记录她随时间反应的情感时刻来描绘历史叙事。在这幅三联画中，我们看到她降落达拉斯后的那天早上（右图），在遇刺几小时后的林登·约翰逊宣誓就职的空军一号上（左图）以及在总统葬礼上戴着面纱（中间）。
克里·詹姆斯·马歇尔通过唤起20世纪60年代的纪念品来纪念黑人文化人物。
© Richard Huang《纪念品 III，克里·詹姆斯·马歇尔，1998 》这幅画是纪念帮助建立民权运动基础的非洲裔美国文化和政治人物系列的一部分。灰色调、闪闪发光的装饰和银色饰边让人想起无处不在的纪念品——横幅、照片和俗气的家居用品——它们纪念了约翰·肯尼迪、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和小马丁·路德·金的一生。马歇尔的构图灵感来自他对家人和朋友起居室的记忆，并将神殿扩展到包括艺术家和作家的名字，例如鲍勃·汤普森和兰斯顿·休斯、女演员多萝西·丹德里奇和宗教领袖神父贝克，他们都在20世纪60年代去世。
其他艺术品面对全球危机带来的个人悲痛，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雕塑通过一串灯泡的群像肖像纪念了他的第一批死于艾滋病的朋友们，这些灯泡最终会熄灭。
© Richard Huang《“无题”（美国 #1），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1992》灯泡、瓷灯插座和延长线
托尼·菲尔(Tony Feher)的拼贴作品通过把个人物品和找到的物件制作成纪念物，反思了他的艾滋病病毒阳性诊断。
托尼·菲尔介绍自己的作品的短片
同样，杰拉德·里希特(Gerhard Richter)和卢茨·巴赫尔(Lutz Bacher)的作品利用充满象征意义的物品，提供对生命短暂和暂时性的沉思。
© Richard Huang《两根蜡烛，格哈德·里希特，1982》
意识形态和表达
60年代的深刻文化和政治变革重新点燃了对更广泛代表性、问责制和社会法律改革的要求，其中许多问题今天仍在争论中。这个展厅汇集了探讨这些问题的艺术作品，质疑社会惯例，揭示文化意识形态和权力结构如何以常被忽视的方式运作。
有些艺术家使用熟悉的公共形式，比如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她在20世纪70年代末在纽约市分发印反权威文本的海报。
© Richard Huang《老生常谈，珍妮·霍尔泽，1983》概念艺术家珍妮·霍尔泽以引人深思、尖锐的语言为手段，引发人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讨论，如厌女、腐败和战争等。。几十年来，她一直使用大规模投影、LED标志和其他常用于商业和广告的技术来展示她的颠覆性信息。
© Richard Huang《生存系列：男人不保护……，珍妮·霍尔泽，1989》霍尔泽还将她的简短、令人不安的短语印在T恤、海报、广告牌、铭牌和长椅上。她最为人所知的系列作品也许是从1977年开始的“真理”，其中显示了“滥用权力并不令人惊讶”，“浪漫的爱情是为了操纵女人而发明的”等数百个声明。
自60年代以来，布鲁斯·诺曼（Bruce Nauman）将双关语和哲学思考转化为霓虹标志。
（原文视频未包含在本地归档中，暂未迁移。）
《生死/知道不知道，布鲁斯·诺曼，1983》视频
而最近，帕克·麦克阿瑟（Park McArthur）则挪用了空白的联邦公路标志和文化标志，以思考它们所传达信息的内容和方式。
关于帕克·麦克阿瑟的短片
其他艺术家挑战表征模式和殖民暴力的历史，比如吉米·德伦（Jimmie Durham），他用木头和棉布制成的图腾雕像。
© Richard Huang《Would and Cotton，吉米·德伦，1991》
阿德里安·派珀（Adrian Piper），她的极简主义结构用全球暴行的图像面对观众。
关于阿德里安·派珀的短片
几件作品回应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战争和爱滋病危机，这场危机夺去了艺术家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z-Torres）的生命，他的像腰带一样的自画像并置了个人记忆和公共时刻；
关于费利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的短片
大卫·沃纳罗维奇（David Wojnarowicz）的原始、充满激情的愿景动摇了美国社会的象征；
© Richard Huang《美国精神之死，大卫·沃纳罗维奇，1987》
极简的力量
20世纪60年代，许多艺术家开始摒弃将艺术看作个人表现方式的思路，而是采用一种侧重于形式、概念和非传统材料的方法。由此产生的作品包括极简主义几何形状和模块化或连续结构，强调直观的物理现实，探索这些选择对于视觉、社会或政治主张的潜在影响力。一些艺术家，如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内藤楽子(Rakuko Naito)、安妮·特鲁伊特(Anne Truitt)和桑山忠明(Tadaaki Kuwayama)，创作了画作和雕塑，提供了纯粹的色彩和形状体验，没有表情或制作者的痕迹。
© Richard Huang《无题，内藤楽子，1964》内藤楽子的作品长期以来一直探索聚集形式和色彩的视觉影响。她在1960年代的绘画作品运用了鲜艳的互补色和严格的几何形状，创造出富有活力、时常闪烁的构图。通过将中央圆形孤立于条纹区域内中并将其旋转180度以获得这种构图，Naito展示了一个相对简单的几何图案干预手段创造视觉动态和刺激的能力。
其他人则试图挑战传统艺术形式，破坏越来越精英主义和抑制创造力的当代艺术市场，选择不常见的材料或创作无法传统拥有的作品，例如唐纳德·贾德和所罗·利维特(Sol LeWitt)在这里展出的作品。
© Richard Huang《墙绘 1，所罗·利维特，1968》在1968年，利维特坚信创作严格二维的艺术作品的唯一方法是直接在墙上绘画。他的第一个墙绘作品《墙绘 1》基于早期的一系列作品，系统地探索了水平线、垂直线和两条对角线的可能组合方式。强调思想的价值大于最终的作品，利维特的墙绘每次展出时都会重新创作，展览结束后会被刷掉。
随后的艺术家，如西斯特·盖茨(Theaster Gates)和雅克·莱纳(Jac Leirner)，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策略，充分利用各种材料的文化关联和连续或集结形式的含义。这个展厅中的作品共同证明了简单手段的艺术具有根本性地质疑传统和已经确立的价值系统的能力。
© Richard Huang《民用挂毯3，西斯特·盖茨，2010》由回收的消防水管垂直排列而成，作品采用了极简主义艺术中常见的线性和重复的形式。然而，盖茨选择的材料和标题为这部作品注入了有力的社会评论，直接提到执法人员在20世纪60年代对和平的民权抗议者使用消防水枪。水管长度的密集重复指向种族和社会不公以及警察暴力的持续性。
重力的力量
到了60年代末期，一些艺术家开始反对他们的极简主义同行所采用的严格和精心预谋的形式。尽管仍然使用工业材料，像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和伊娃·赫塞（Eva Hesse）这样的后极简主义者把过程和他们所选择媒介的内在特性置于优先位置。
莫里斯堆放的羊毛布块瀑布般地排列，接受机遇成分的随机布置，展示了重力对柔软材料的影响。
© Richard Huang《无题，罗伯特·莫里斯，1967》在1968年的一期《艺术论坛》杂志上，莫里斯发表了一篇名为“反形式”的文章，介绍了一种重视过程和材料而非固定形式结果的艺术方法。他认为这篇文章是他所描述的概念转变的一个例子，并且将其作为插图。这件雕塑是用工业级毡制成的，通常用于商业应用中的绝缘或减震。雕塑应随机排列，偶然性在其构成中发挥关键作用。层叠的毛毡条直接与墙壁和地板接触，反映出莫里斯对于“重力考虑与空间考虑同等重要”的雕塑的兴趣。
同样，塞拉的《地面支柱》以激活画廊地面和墙面的方式，提高我们对周围空间和物理力量的意识。
© Richard Huang《地面支柱，理查德·塞拉，1969》
© Richard Huang《无题或尚未命名，伊娃·赫塞，1966》赫塞的雕塑经常模仿极简主义的形式，但它们通过不完美的序列和结构与逻辑几何相矛盾，这些序列和结构明确地唤起了有机体，讲述了生命固有的不可预测性。在这个作品中，九个网袋创造了一个线条的矩阵，伸展并包裹着它们神秘的内容。这件作品在沉重和轻盈之间交替：闪烁的塑料薄片似乎应该比被重力拉伸的紧绷的绳子更轻，这些绳子构成了线条的矩阵。肿胀的形式似乎无可否认地具有内脏感和感性，尽管作品的身体效果被材料的客观、工业性质削弱了。
这些重量、平衡、重力和空间的考虑激发了许多近期对物理定律的研究。兰贾妮·谢塔尔（Ranjani Shettar）和加布里埃尔·库里（Gabriel Kuri）都在形式上参考了他们的后极简主义前辈，但是他们使用的材料带有个人色彩。这些作品共同具有的动态张力是可以感受到的，因为它们悬挂、倾斜和下垂的形态进入了观者的空间，并展示了它们材料的本质。
© Richard Huang《固定凸凹悬垂的自画像，加布里埃尔·库里，2014》这是库里的“柔性金属雕塑”之一，以不同的方式折叠或粘合绝缘材料。突出了这种金属介质的柔软性，它的自然曲率模仿了海螺壳的螺旋形，但雕塑顶部的门挡则提醒了工业应用。库里关注重量和平衡等形式问题，同时也关注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他将这件雕塑称为自画像，将离散的元素与自我和身份的平衡联系起来。
有机极简主义
此展厅中的艺术家运用了极简主义常见的手法——序列形式的重复和网格的形式结构，但用标志着使用痕迹的材料或参照特定背景和经验的材料来颠覆其流畅的工业表面。由此产生的作品为机械加工表面最相关的极简主义艺术提供了有机的对应物。
马伦·哈辛格(Maren Hassinger)和理查德·朗(Richard Long)使用了找到的材料，这些材料参照了它们所来源的物体。
© Richard Huang《康沃尔立石圈，理查德·朗，1987》
关于理查德·朗的短片
其他人则依赖于费力的制作技巧，无论是像索菲普·皮奇(Sopheap Pich)这样与媒介长期互动，还是为了复制特定的物体，如Richard Serra和Zarina。这些作品接受了土地艺术的自然材料和环境关注，如Michelle Stuart的构图，以及装置艺术的体验重点，展示了艺术历史类别的渗透性。这些作品虽然形式极简，但从地点特异性、劳动、价值和记忆等方面提供了新的视角。
© Richard Huang《发光的瀑布 2号，索菲普·皮奇，2013》是柬埔寨艺术家索菲普的作品之一。这件作品是一个由矩形框架支撑的网状结构，由精细编织的水稻纸和塑料绳制成。这个网状结构形成了一系列悬垂的形态，仿佛是从高处流下的瀑布。这些形态似乎既有生命力，又像是一种抽象的自然形象。他的作品常常涉及到身体和环境之间的关系，这件作品则是探索了水的流动和物质性的概念。同时，作品的光线反射和阴影投射也使其具有一定的光泽感，呈现出柔和而动人的美感。
© Richard Huang《念珠，扎瑞娜》印度裔艺术家扎瑞娜的艺术实践包括使用天然材料如木头、纸和布制作的印刷品和雕塑，这些作品受到她从印度流亡的经历的影响。作品的形式和名称源自于传统上用于在穆斯林冥想时计数阿拉的名字的念珠。这里的珠子是超大尺寸的，染色，并镀有22克拉的金箔。金箔反映了其应用过程，唤起了祷告时手指摩擦每个珠子的形象，而暗与明之间的张力则表达了人类和上帝观念之间的对比。
短片：最重要的25位极简主义艺术家
观后感
展览系统性呈现了上世纪60年代的艺术特点：
- 反传统，追求新兴艺术形式：反对传统的艺术形式，例如绘画、雕塑等，追求新兴艺术形式，例如观念艺术、行为艺术、装置艺术等。
- 注重艺术的观念性和思想性：不再只关注作品的美学价值，而是更加注重艺术的观念性和思想性。试图通过作品传达出自己的观念和思想。
- 反映社会现实和政治问题：60年代是充满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的时期，艺术家们开始试图通过作品反映社会现实和政治问题。例如，美国的波普艺术家们刻意追求大众文化元素，反映出社会中的消费主义现象。
- 多元文化交流和融合：开始关注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试图将各种文化元素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
- 探索新的艺术媒介：开始探索新的艺术媒介，例如电影、录像、电视等。这些新媒介提供了新的表现方式和创作方法。
另外一个感觉，艺术领域被激进意识形态严重侵蚀，讲求政治正确，光怪陆离。有没有纯粹的超越意识形态的自然的艺术呢？观看这些作品，一方面要用历史的眼光去认识它们对艺术史和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用批判的精神对待这些作品本身。
© Richard Huang